輔助（ωēi）———（ata88233）——控制————軟件改革開放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產生了嚴重干擾，當前仍然有一定的市場。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斗爭的焦點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西方經濟學關于金融、價格、貨幣、市場、競爭、貿易、匯率、產業、企業、增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鑒。同時，對國外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我們要堅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對其中反映資本主義制度屬性、價值觀念的內容，對其中具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內容，不能照抄照搬。”這一科學論述為研究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指明了方向。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自此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回顧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一個偉大的創舉，它提出并解決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為我國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近三十年...輔助（ωēi）———（ata88233）——控制————軟件改革開放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產生了嚴重干擾，當前仍然有一定的市場。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與實踐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斗爭的焦點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西方經濟學關于金融、價格、貨幣、市場、競爭、貿易、匯率、產業、企業、增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要注意借鑒。同時，對國外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我們要堅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對其中反映資本主義制度屬性、價值觀念的內容，對其中具有西方意識形態色彩的內容，不能照抄照搬。”這一科學論述為研究和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指明了方向。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創舉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自此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回顧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程，我們可以看到，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上一個偉大的創舉，它提出并解決了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為我國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近三十年來我國經濟迅速發展，證明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確性。但是，不可否認，在建立和完善這一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我們不斷受到各種錯誤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干擾，這種干擾至今還沒有完全排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上，劃清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仍是經濟學界的一項重要任務，更是保證在社會主義的方向上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重要政治任務。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提出，隨著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消滅，生產資料歸全社會所有，商品貨幣關系將不再存在，市場也將消失，讓位于計劃。“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被消除。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社會主義革命是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里首先發生的。現實的社會主義國家面臨著要不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要不要利用市場機制的問題。在世界社會主義范圍內一度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是，計劃經濟、市場經濟是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就不可能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通過不斷總結改革實踐的經驗，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加強市場機制的作用，最后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社會主義事業中，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是一個理論創新。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像某些學者想象的那樣是照搬新自由主義的結果。有人認為，我國的市場取向改革是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提出來的，說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只是受到西方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啟迪，并運用它來分析中國的問題后，才提出了應當發揮市場作用的思想。這種說法不符合實際。關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要不要和如何利用商品生產、價值規律和市場的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曾經進行過艱苦的探索。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現實社會主義面臨著要不要保留商品生產、要不要利用市場機制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列寧的思想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列寧主張消滅商品生產、消滅市場。但列寧是一個偉大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真正做到了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糾正錯誤。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結束，面對極其困難的經濟形勢和復雜的矛盾，列寧得出結論，在小農占優勢的經濟落后的國家里，不能企圖消滅商品生產和商品流轉，必須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和市場來建設社會主義。他把商品交換提到首位，把它作為新經濟政策的主要杠桿，認為工農業之間的商品交換是社會主義的真正牢固的經濟基礎，而且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他提出要“按商業化原則辦事”，學會“做文明商人的本領”。列寧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理論的奠基人。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他最早肯定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商品貨幣關系，還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社會體系”，并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商品經濟。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貨幣的性質，既具有商品貨幣的一般性，又具有與資本主義商品貨幣不同的新的特點，即它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這種商品貨幣關系不是任其自流的，而是處于國家計劃指導、監督之下的。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蘇聯生產資料的所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一度否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商品貨幣關系的思想有所抬頭。在1934年聯共(布)十七大上，斯大林嚴厲批評了消除商品關系和消滅貨幣的思想，強調必須鞏固蘇聯盧布和通過商品交換發展城鄉之間的經濟聯系。1952年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與價值規律的看法。他指出，在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兩種所有制并存的條件下，商品生產是不可避免的，“為了保證城市和鄉村、工業和農業的經濟結合，要在一定時期內保持商品生產(通過買賣的交換)在這個為農民唯一可以接受的與城市進行經濟聯系的形式，并且要全力發展蘇維埃商業。”他說，并不是任何時候、任何條件下商品生產都會引導到資本主義的，不能把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這是兩種不同的東西。他認為，在蘇聯只有消費品是商品，生產資料不是商品，它只保留著商品的“外殼”。他提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規律是存在的，并發生著作用。但價值規律作用的范圍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價值規律在個人消費品的商品交換領域保持著調節者的作用，而對生產領域則沒有調節的意義，只是具有影響。“價值規律只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存在著競爭、生產無政府狀態、生產過剩危機的情況下，才能是生產的調節者。”這表明，斯大林雖然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但反對市場對生產的調節作用，他只是要求在計劃工作中考慮價值規律的影響。在蘇聯，這種承認商品生產但反對市場的觀點，直到1980年代初，一直是占統治地位的觀點。1960年代圍繞著“利別爾曼建議”開展的有關經濟改革的討論，還專門對“市場社會主義”進行了批判。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闡述的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觀點，應該放到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結合當時的條件進行評價，而不能用現在的認識對歷史上的觀點加以苛求。毛澤東在1960年代初指出，這本書“正確的方面是主要的……也有一些寫得不妥當，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沒有搞清楚。不要輕易否定這本書。”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制度下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進行了探索。1958年，他針對有些人急于消滅商品貨幣關系的觀點，明確指出：“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他批評有人把商品生產同資本主義生產混為一談，說他們“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區別，不懂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利用商品生產的作用和重要性。這是不承認客觀法則的表現，是不認識五億農民的問題。”他提出，“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他認為，不僅消費品，而且一部分生產資料也是商品。他強調要利用價值規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提出“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的名言，認為只有利用價值規律，“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他主張在制定和實施計劃時充分考慮和利用價值規律的作用，但不贊成市場的自發調節。在我國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中，長期主管財政經濟領導工作的陳云同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以及利用市場調節的問題上，提出了精辟的、富有創見的論點。早在1956年，陳云在黨的八大上就提出了著名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經濟體制構想，即在工商業經營方面，以國家經營為主體，個體經營為輔;在生產計劃方面，以計劃生產為主體，自由生產為輔;在統一的市場中，以國家市場為主體，自由市場為輔。他指出，“全國的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的范圍內自由生產。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的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6]13這一構想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并受到與會代表和一些外國人士的贊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陳云根據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補充、完善和發展了原有的觀點，為我國探索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的問題提供了新的認識。1979年3月，他專門寫了一份《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指出：“六十年來，無論蘇聯或中國的計劃工作制度中出現的主要缺點，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由于這個原因，我們的計劃太死，缺少市場自動調節部分，因而“生產不能豐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單調。”他認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和市場調節部分。他所說的“市場調節”，是指“按價值規律調節，在經濟生活的某些方面可以用‘無政府’、‘盲目’生產的辦法來加以調節。”他認為，這種市場調節是在國家總體調控下起作用的，它“只能是有益的補充”，而不會導致整個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陳云指出：“問題的關鍵是，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是有意識地認識到這兩種經濟同時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還沒有弄清這兩種經濟在不同部門應占的比例。”他把市場與計劃的關系比作鳥和笼子的關系。他說：“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指導的搞活。這就像鳥和笼子的關系一樣，鳥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會死，要讓它飛，但只能讓它在笼子里飛。沒有笼子，它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么，笼子就是國家計劃。”“當然，‘笼子’大小要適當，該多大就多大。”“‘笼子’本身也要經常調整，比如對五年計劃進行修改。但無論如何，總得有個‘笼子’改革開放后，鄧小平同志全面地、系統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這里需要特別強調的問題是，鄧小平同志及我國其他馬克思主義學者關于市場經濟的思想成果證明，市場經濟不是新自由主義的“專利”，馬克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在進行探索，我們今天在市場經濟問題上的認識正是在繼承和發展歷史上探索成果的基礎上得出來的。我國改革的歷史也表明，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不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第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是鄧小平關于計劃與市場的思想，這一思想是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觀察、分析現實經濟生活得出的。鄧小平指出，計劃經濟、市場經濟都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它們屬于運行機制的范疇。運用什么方法、手段，應該根據生產力發展的需要進行選擇。這一論斷，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是社會基本制度范疇的思想束縛，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創造了前提條件。第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經驗為實踐基礎的。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定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黨的十四大根據鄧小平理論，總結我國改革的實踐提出來的。十四大指出，改革十多年來的實踐表明，“市場作用發揮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活力就比較強，發展態勢也比較好。我國經濟要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加快發展，參與國際競爭，就必須繼續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可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進行探索的成果，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這同新自由主義是不相干的。把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即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人類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歷史了;把計劃經濟同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即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自社會主義社會建立以來，也有了幾十年的經驗。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市場經濟這種運行機制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揮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這是前無古人的，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創造。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實踐表明，這一創造是成功的(盡管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進一步解決)。黨的十七大指出，“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我國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項寶貴經驗。但是，圍繞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存在著許多分歧，有的還屬于原則性的分歧，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加以分析，以明辨是非。大體上有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市場經濟有沒有社會制度屬性?要不要在市場經濟前面加“社會主義”四個字?第二，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什么關系?是基本經濟制度決定市場經濟的運轉，還是相反?市場經濟要不要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服務?第三，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能不能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即公有制同市場經濟是否相容?第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如何同市場經濟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是可以照搬西方的市場經濟?第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否排斥計劃，即要不要把市場經濟同國家宏觀調控結合起來?圍繞著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與新自由主義進行著激烈的斗爭。二、鄧小平理論是討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原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一提法，引發了關于市場經濟的性質、地位和作用的新一輪熱烈討論。有人從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萬能論出發來理解這一論斷，他們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中的“資源配置”四個字刪去，改成“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仿佛市場在一切領域都應該起決定性作用。有一篇解讀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文章說：“提出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是改革的突破口和路線圖，基本經濟制度、市場體系、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財稅金融、土地制度、生態文明等方面的改革，都要以此為標尺，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也有了原則和檢驗尺度。”這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引領其他領域改革的基本方針。”并且此文還明確地指出，政府應該放棄調節經濟的職能。按照此觀點，“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全面的、無所不包的，任何經濟領域都要由市場來決定。同時，也有一部分人擔心市場作用大了、起決定性作用了，會導致資本主義。他們的思想深處仍舊認為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市場經濟不能搞多了，搞多了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為了正確理解我國市場取向改革的問題，包括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問題，我們必須依據鄧小平理論，尤其是他關于市場經濟的理論來進行分析。鄧小平關于市場經濟的思想是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改革開放前，我國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都認為，市場經濟、計劃經濟都是基本制度的范疇，它們反映了社會制度的本質。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種思想嚴重束縛了我國經濟建設，使得我們不敢運用市場機制來調節經濟活動，怕多用了市場機制，就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大貢獻就是，他明確指出，市場經濟、計劃經濟不是基本制度的范疇，而是屬于運行機制的范疇，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可以運用的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1979年，鄧小平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回到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相似，但也有不同”，它“歸根結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1985年鄧小平又鮮明地指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問題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發展社會生產力。我們過去一直搞計劃經濟，但多年的實踐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所以，我們吸收資本主義中一些有用的方法來發展生產力。現在看得很清楚，實行對外開放政策，搞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進行一系列的體制改革，這個路子是對的。”“我們發揮社會主義固有的特點，也采用資本主義的一些方法(是當作方法來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發展生產力。”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前夕，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為什么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根據鄧小平的意見，黨的十三大報告明確了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1990年底，他在同幾位中央領導的談話中強調，“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計劃和市場都得要。”1991年初，他在視察上海時的談話中再一次強調：“不要以為，一說計劃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更加明確地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這一系列講話，把市場經濟的有關問題說得非常清楚了。這些講話，在1990年代是耳熟能詳的。我們之所以不嫌其煩地引用這些話，是因為時至今日，每當討論到有關市場經濟的具體問題，人們往往把鄧小平這些話置諸腦后，忘記運用他關于市場經濟的基本思想來分析問題了。看來，重新學習鄧小平這些思想是很有必要的。把鄧小平有關市場經濟的思想概括起來，就是要牢牢把握住一點，即：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就同把市場經濟看作是資本主義本質特征的傳統觀念區別開來了;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我們就用，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我們就不用，這就同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萬能論區別開來了;既然是方法、手段，那么決定性的是誰來運用、為什么目的來運用這種方法、手段，這就可以明確市場經濟是從屬于基本經濟制度的，從而與新自由主義把市場經濟的地位抬高到第一位的錯誤觀點區別開來了。三、市場經濟必然要同一定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因而有姓“社”姓“資”的區別市場經濟是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那么它有沒有社會制度的屬性呢?有沒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呢?記得1992年黨的十四大前夕，在討論十四大報告稿時，就有人給中央寫信，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提法，說什么“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沒有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區別。沒有什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一定要加個形容詞，那就叫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好了。”現在這樣公開反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法的人不多了，但這種看法，至今仍或隱或顯地存在。比如，有的經濟學家開口閉口講市場經濟，就是不提“社會主義”四個字，不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回顧20多年來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討論，正如劉國光同志批評的，有一種傾向，即把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割裂開來，市場經濟講多了，社會主義講少了、甚至不講了。毫無疑問，市場經濟作為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有它自己固有的內容。例如，進入市場的主體(企業)應該是擁有自主經營權、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它能夠根據市場上供求關系的變化自主地做出經營決策，并對決策的后果負責;絕大多數產品的價格由市場供求關系來決定，而不是由國家來規定;有比較完整的市場體系，包括商品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勞動力市場，各個經濟領域市場都能發揮作用;有一系列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法律、規章制度和社會保障體系，等等。沒有這些內容，市場經濟就無法正常運行;沒有這些內容，也就不成其為市場經濟了。這是各種社會制度下的市場經濟的共性，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相似”的含義。但是，任何經濟運行機制都是在一定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上運轉的，它不可能脫離所有制獨立地存在，孤立地運轉。市場經濟作為發展生產的方法、調節經濟的手段，必然要有一個行為主體來使用它，它必然要為使用它的行為主體的利益服務。離開行為主體，方法、手段是不可能存在的。這個行為主體就是占有生產資料的經濟單位。概括地說，市場經濟不是在公有制基礎上運轉，就是在私有制基礎上運轉;不是為公有制服務，就是為私有制服務。而所有制是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所以，換句話說，在當今歷史條件下，市場經濟不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就是同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不是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服務，就是為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服務。市場經濟是離不開所有制(即基本經濟制度)的。從哲學上講，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們在理論上可以把同類事物中共同的東西抽象出來進行認識和分析，但在現實生活中，沒有脫離特殊性而獨立存在的共性。打個比方說，我們可以把各種具體水果(蘋果、橘子、梨、香蕉等等)中共性的東西抽象出來，把它概括為水果，但在市場上能夠買到的，只能是具體的水果。脫離具體的蘋果、橘子、梨、香蕉等等的抽象水果，在實際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是買不到的。同樣，我們可以把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等不同社會里運行的市場機制的共同的東西抽象出來，認識它運行的共同規律性，但在現實生活中，能夠實際存在的市場經濟總是同一定的所有制、一定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世界上沒有脫離基本經濟制度而獨立存在的抽象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同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結合，并不是簡單地拼裝在一起，而是相互之間存在著從屬關系的有機結合。其中基本經濟制度是第一位的、決定性的，市場經濟是第二位的、從屬的，它要反映基本經濟制度的特點和要求，它的運行要為鞏固和發展基本經濟制度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有社會制度屬性的。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資本主義基本制度服務，它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服務，它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現實生活中，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類前置詞是不可或缺的。從這個角度說，市場經濟是有姓“社”姓“資”區別的。1994年江澤民在天津考察時明確指出：“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就會走向資本主義。”他針對有些人提出的為什么市場經濟前面要加“社會主義”四個字的疑問，特地強調：“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這幾個字是不能沒有的，這并非多余，并非畫蛇添足，而恰恰相反，這是畫龍點睛。所謂‘點睛’，就是點明了我們的市場經濟的性質。西方市場經濟符合社會化生產、符合市場一般規律的東西，毫無疑義，我們要積極學習和借鑒，這是共同點。但西方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的，我們的市場經濟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搞的，這是不同點。而我們的創造性和特色也就體現在這里。”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