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物簡介

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蘇泰興人，地質學家、社會活動家，《獨立評論》的創辦人之一。中國地質事業的奠基人之一，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地質機構——中國地質調查所。

二、生平及貢獻

1887年 丁文江出生于江蘇泰興一個書香世家；

1902年 東渡日本，未進正式學校；

1904年 受吳稚暉影響，由日本遠渡重洋前往英國；

1906年 在劍橋大學學習；

1907-1911年 在格拉斯哥大學攻讀動物學及地質學，獲雙學士；

1911年 離英回國，回國后在滇、黔等省調查地質礦產；

1922年 與胡適等人創辦了《努力周報》；

1931年 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

1936年1月5日 在湖南譚家山煤礦考察時因煤氣中毒遽爾長逝。

丁文江的主要貢獻：

 1.我國近代地質學的奠基人之一；

 2.創辦機構，培養人才；

 3.領導地質調查；

 4.發表著作有：《揚子江下游的地質》、《中國造山運動》、《豐寧紀的分層》、《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的意義》、《中國之石炭紀及其在密西西比與本薛文尼二系地層分類上的意義》、《丁氏及謝氏石燕寬高率差之統計研究》、《陜西省水早災之紀錄與中國西北部干早化之假說》。

三、軼事

 他被譽為“國器”

丁文江出生在江蘇泰興一鄉紳人家。在母親單氏的訓誨下，他四歲入私塾接受傳統教育，十歲讀完四書五經，并能吟詩作對。有一天塾師出上聯“愿聞子志”，丁文江對出“還讀我書”。11歲，他就能寫《漢高祖明太祖優劣論》數千言的長文。

丁文江15歲時，湖南枚縣龍璋(字研仙)出任泰興知縣，這位維新人士聽說治下有丁姓神童名文江，就以《漢武帝通西南夷論》為題面試。童子文江果然下筆千言，報國之志躍然紙上。龍璋嘆他為“國器”，收為弟子。并勸說丁文江的父親丁臻祺送兒子去日本留學，將來報效國家。

丁臻祺家道中落，如果不是龍璋的建議和精心安排，他不會舉債讓兒子留學。丁文江對龍知縣終身不忘，成名后他去湖南，曾專門作詩祭奠，憑吊恩師:“十五初來拜我師，為文試論西南夷。半生走遍滇黔路，暗示當年不自知。”

少年丁文江在日本，過著“談革命，寫文章”的生活，一年半后，他和另兩名同學轉赴英國。途經馬來西亞檳榔嶼時，得到康有為的資助。到英國后，丁文江仍為留學費用所困，只得住到一個小鎮苦學。丁文江一年跳三級，兩年考進劍橋大學。然而又因交不起昂貴的學費，半年后輟學，改入葛拉斯哥大學，學習地質學及動物學。1911年4月，他獲得雙學位(文憑)回國。

丁文江海外歸來，不久便參加清政府舉行的第七次游學考試，獲“格致科進士”，授“農商部主事”。他一邊在上海南洋公學任教，一邊應商務印書館之約，編《動物學》教科書。直到1913年，才“專業對口”從事地質工作。

        除了地質專長，丁文江在地理學、動物學、人類學等方面也作出了貢獻。1933年，他和翁文灝等人一起編輯出版的《中華民國新地圖》，成為中國現代地圖的先驅。1950年代中國和印度邊界談判，其《中國分省新圖》就是主要依據。

       丁文江1929年前后在西南地區從事地質考察時，請教彝族“師傅”，搜集整理了“猓猓文”(“猓猓”是新中國成立前對彝族的蔑成)。1936年1月，丁文江的《彝文叢刻》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我國的彝文研究，就是從丁文江正式開始。

  丁文江熟悉英、法、日、俄、德數國語言，并涉足政治，在思想史、文化史、經濟史、政治史甚至軍事史上，都有建樹。其《民國軍事近記》《徐霞客年譜》等著作，頗受好評。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羅素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中國地質學的“開山大師”

 1913年2月，丁文江應工商部礦政司司長張軼歐聘請，任該司地質科科長。與丁文江同時代的章鴻釗，也是中國近代地質學奠基人之一。稱丁文江“開山大師”，是說他先后在“地質研究所”、“地質調查所”工作中，使得中國地質學、地質事業成績卓著。

“地質研究所”，其實是我國最早的地質專科學校和科研機關。后來我國地質界的棟梁人才，多數由這里培育。而丁文江力倡的“登山必到頂峰，移動必須步行”、“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等實地探勘原則，影響了一代代地質工作者。

到實踐中去，從實踐中來。1913年，丁文江通過“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調查，認為從河南濟源至河北阜平這段近乎南北向的山脈，才是真正的“太行山”，而從阜平至山海關這段近乎東西向的山脈，應叫“燕山”。他給“太行山”地理學的新定義，令人折服。

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曾經斷言:“山西是世界煤鐵最豐富的地方，照現在世界的銷路來說，山西可以單獨供給全世界幾千年。”丁文江考察后發現，山西的煤的確多，鐵卻不然。他寫了《有名無實的山西鐵礦——新舊礦冶業的比較》的論文，糾正了“權威”的錯誤。

1914年初，丁文江在云南、四川、貴州長達一年的地質調查中，又糾正了法國地質學家戴普拉等人關于滇東地層、古生物、構造等方面的認識錯誤。1918年，丁文江在河南等地的地質調查研究中，根據三門峽附近的新生代沉積，命名“三門系”，從此他被地層學界公認為“三門系”的創立者。

蔡元培于1917年主政北京大學時，聽從丁文江建議，聘請李四光和美國地質學家葛利普去北大任教。他們和丁文江一道，使得北大地質學教育、中國的地質學和古生物學研究，步入世界前沿。

在此期間，丁文江所作的《云南東部之構造地質》、《中國之二疊紀及其在二疊紀地層分類上之意義》等論文，享有世界聲譽。他主持的《地質匯報》、《中國古生物雜志》等英文版刊物，也流行于國際學界。1932年，美國著名的地質學家戴維·懷特稱贊丁文江主持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具有“一系列高水平的刊物”!

他相信“少數人”

“最有才最有能力”者，“精英”也。丁文江將“精英”稱作“少數人”。他撰文道:“天下的事業，沒有哪一件不是少數人做成功的。”還說:“中國的前途，全看我們少數人的志氣!”

1921年，丁文江需要賺錢資助家中眾多弟弟的讀書和生活，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職務(仍兼名譽所長)，到“北票煤礦”擔任總經理。五年中，他把年產8000噸原煤的小公司發展成為日產1500噸直至2400噸的現代化煤礦—他這“少數人”，不僅能夠“坐而論道”，更能“起而行之”。

丁文江信奉:“無論哪一個時代，哪一個社會，少數優秀的分子，握了政權，政治就會清明!"1922年5月和胡適等人創辦《努力》周報后，丁文江發表更多文章，促“好人”(少數人）從政。《努力》周報第二期刊發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就是一份鼓吹“好人政治”，呼吁成立“好人政府”的宣言。此“宣言”還有蔡元培、李大釗等16位社會名流簽名。9月，軍閥吳佩孚從簽名人中選了三人“入閣”。然而，三個“少數人”不過是軍閥手中的裝飾品;“好人政府”也只維持了73天!

這次失敗，胡適作過反省，但丁文江不改觀點。他在《少數人的責任》一文中闡述:“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他又把希望投向軍閥。

丁文江認為，這些軍閥天資頗佳，只可惜未受現代教育。他向軍閥孫傳芳建議:由自己替孫創辦一所現代化軍事學校。孫傳芳卻說:“丁先生，你是個大學問家，但是軍事教育，我還懂得一點。現在還不敢請教你!”

丁文江并不氣餒。他又寫《假如我是蔣介石》《假如我是張學良》等文章，勸誡蔣介石“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與共產黨體戰”;為張學良設計作戰方案，等等。然而他對“少數人”的期待，不過是一廂情愿。

1926年5月，孫傳芳任命丁文江為“淞滬督辦公署”總辦(相當上海市長)。在職8個月，他就將上海的行政、財政、公共衛生等等，治理得有模有樣。就在他一展抱負時，卻遭到攻占上海的北伐軍通緝。

動蕩的社會一次次嘲弄他，他有時自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但還是相信“少數人”。1930年12月胡適虛歲40時，他的賀壽聯寫道:“憑咱這點切實功夫，不怕二三人是少數;看你一團孩子脾氣，誰說四十歲為中年!”

他是“厭竹”怪人

丁文江極具個性，與眾不同。他個子不高，身體敦實，雙目敏銳，卻蓄著德國威廉皇帝式的胡子；他不信中醫，更怪的是居然惡“竹”：家中沒有竹制品，不吃竹筍，甚至連家傳墨竹古畫也送給朋友!

這首詩是丁文江對“竹”的看法:“竹似偽君子，外堅中卻空。成群能蔽日，獨立不經風。根細成攢穴，腰柔慣鞠躬。文人多愛此，聲氣想相同。”

如果人們崇尚“未出土時先有節，及凌云處尚虛心”的“竹”之風骨，附弄“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的風雅，也有可能贊同這首用語樸實、道理充分的“惡竹詩”，欽佩作者的獨立人格。

1923年初，著名學者張君勵在清華學校講演，提出“人生觀不受科學支配”的觀點。丁文江馬上發表《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勵》等文，批評好友張君勵提倡“玄學”，與“科學”為敵，貽誤青年!“科玄論戰”由此引發。論戰一年多后，以“玄學鬼”被人唾罵，“科學派”獲勝而結束，丁文江就是“科學派”的旗手!

丁文江不倚傍任何黨派，獨立處世，寧折不彎。父親去世后，他挑起了養家重擔。他愛家，也愛積弱積貧的祖國。他終身不拿政府干薪，不因私事旅行免票坐火車。他說:“我們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他的筆名“宗淹”，就是要效法先賢范仲淹。

1934年，丁文江應蔡元培之請，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中研院”關系復雜。丁文江上任后，整肅院風，裁減冗員，減少行政經費，理順各種關系。既為學術獨立開創了新路，又調動了全院人員的積極性。不愧為“學術界的政治家”!

1935年底，湖南等地調查粵漢鐵路沿線的煤礦儲量與開采現狀時，丁文江覺得任務重大，親自前往。到達衡山后，他即興賦詩:“紅黃樹草留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丁文江是個工作狂，為了工作，他與夫人史久元約定不要小孩。他將胡適給他的外國詩作為座右銘:“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遠不會死一樣!”可惜從衡山回衡陽后，由于傷風，他生爐火抵寒時煤氣中毒;更可嘆由于救治中多次失誤，1936年1月5日，丁文江在長沙湘雅醫院病逝，年僅49歲!

挽聯如海，悼文如云。十年前傅斯年聽說丁文江出任“淞滬督辦公署”總辦，大呼“丁文江該殺”!丁文江逝世后，眼界極高的傅斯年追思說:“中國若有這樣人二十個，又都在扼要適宜的地位，二十年后，我們庶幾可以成為近代化國家了。為什么他先死呢?”

20歲也要做共產黨

聲明：轉載于《同舟共進》2010年第1期

丁文江雖是位科學家，卻也十分關心政治。1922年5月，他和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等人聯名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1926年5月到12月，擔任孫傳芳任命的“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職權相當于上海市長。在任期間，就收回上海會審公廨一事與英、美、日、荷、挪五國總領事談判，極力維護國家主權。在胡適主編的《努力周報》（1922年5月至1923年10月）和《獨立評論》周刊（1932年5月至1937年7月） 發表過不少政論作品。在《中國政治的出路》一文中，丁談到當時的年輕人，有這樣一段話：

  近幾年來，許多中年人不知自反，而反要把一切社會的墮落，學校的腐化，歸咎于青年。我個人的經驗，現在青年的勇氣和常識，比十幾年前的青年高明的多。不錯，許多青年進了共產黨，許多青年在學校里鬧風潮。但是平心而論，假如我今年是二十歲，我也做共產黨，也要鬧風潮。 （《丁文江集》，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以下引文除另注出處者外，均引自《丁文江集》，不再標注）

假如是20歲，也要做共產黨，這可是一個極為勇敢的表態。在那時，正如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說的那樣：“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丁文江公開這樣聲稱，就不只是一般的同情共產黨了。

丁文江主張政府尊重人民發表各種不同政見的自由，接受一種和平轉移權力的程序，這一點執政的國民黨絕對不會同意。他希望共產黨放棄武裝斗爭，成為一個從事政治斗爭的政黨，革命的共產黨也是絕不同意的。書生論政，紙上談兵，自由主義者的丁文江，除了寫點這樣的文章之外，大約也找不到實現他這主張的途徑吧。 

聲明假如是20歲也要做共產黨的丁文江，46歲時發表了一篇《評論共產主義并忠告中國共產黨員》，在和以前一樣繼續表明對共產黨的同情態度之外，詳細說明了他對這一問題的思想，說明了他為什么不再有做共產黨這想法的原因。首先，他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了疑問。“我們仔細分析起來，馬克斯的價值論是很難成立的”，并不是只有人的勞動才能夠創造價值。“從事實看起來，現代社會是很復雜的。價值是從這種復雜的社會關系產生的，很難追求每人制造的成分。分工合作的結果使得生產的價值超過每個人生產總數的價值。沒有問題，交換——供給和需要——能增加物品的價值”。“他的價值論與其說是經濟的真理，不如說是政治的口號”。對于這個“價值論”問題，國內外已有好些學者作了深入的研究，今天的認識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年丁文江所論述的水平。

 在這篇文章里，丁文江還說到了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他說：

 我對于共產主義表相當的同情，但是對他們的手段絕對的反對。因為我不相信任何人的預言，而共產黨的手段一部分是從馬克斯的預言產生的，馬克斯預言的不可盡信是很容易證明的。我已經說過，馬克斯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使窮的人越窮，而事實上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比十九世紀中葉增高得很多。我現在再舉一個例：馬克斯說共產革命一定是先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發生，而事實上是在工業最落后的俄國。

 這里，他說，“我已經說過”，是指文章前面的這一段話：

 馬克斯說資本主義的結果窮人越來越窮。但是這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工人的生活程度遠高于馬克斯做《資本論》的時候，誰也不能否認。就是在世界經濟極端恐慌之下，在英國的失業工人所得到國家的失業津貼還遠高于蘇俄的工資。

 馬克思提出的“無產階級貧困化”的命題，以及列寧作為補充和發展提出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兩個范疇，長期以來聚訟紛紜。不只丁文江一人，不少學者已論證了此說不能成立。胡喬木在1980年7月5日的一次談話中說：“從馬恩以后，形成了一種對他們的崇拜。梅林在《馬克思傳》中就說過這個意思。直到現在，對一些理論問題，如絕對貧困化相對貧困化等，還當作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來爭論。”（《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這就是說，僅僅是出于對馬克思的崇拜，還在對于此說是否能夠成立進行爭論。爭論中的那些強詞奪理的文章當然是無法使丁文江信服的。

丁文江最反感的，是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控制。他說：“中國共產黨不過是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舉動不能自由的。”在丁文江寫此文的1933年，情況正是這樣。當時中共的領袖王明，就是這第三國際的忠實代理人。第三國際通過他給中國革命造成的損害，在黨史著作中已有記載。

丁文江說：

我希望中國共產黨黨員仔細想想在第三國際的鐵腕之下，中國共產黨是否能達到它的目的。我知道第三國際除去鼓勵世界革命之外并沒有其他的用意——我知道蘇俄并不利用第三國際來謀蘇俄一國的利益。（按：這句話表明天真的丁文江太不了解情況。）但是革命的情形是很復雜的，從莫斯科發號施令是否有成功的可能。我們看第三國際對于英國共產黨的處置就可以知道這種制度的弱點。在一九二六年英國總罷工的時候，英國工黨完全謝絕與第三國際合作，因為共產黨完全不知道英國的國情，處處失卻同情。這是因為莫斯科以馬克斯列寧的遺教為天經地義，強把不相符的事實來湊合他們的教旨。對于相距比較近，言語容易通的英國尚且是如此，何況中國。

 我不希望中國共產黨黨員放棄共產主義，我只希望他們從實際政治立場，脫離第三國際，放棄暴動政策，從秘密黨變為公開黨，要求有公開宣傳主義的自由。因為就是要暴動也得等到如列寧所說“革命機會成熟”方才可以著手。暴動要成功，也得脫離第三國際的牽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

 不然，單靠莫斯科發下來的小冊子，跟著人家喊口號，中國共產黨永遠是不懂我們國情、固守馬克斯列寧教旨的第三國際的犧牲品！

 丁文江根據媒體的報道，提到了第三國際對英國總罷工處置的錯誤。至于中國的情況，因為他無從知道黨內的秘密，不能舉出具體例證，這要黨內的人才有切膚之痛。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中就說過：“斯大林對中國作了一些錯事。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后期的王明‘左’傾冒險主義，抗日戰爭初期的王明右傾機會主義，都是從斯大林那里來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這里“斯大林”和“第三國際”可看作同義詞。毛澤東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更說：“中國這個客觀世界，整個地說來，是由中國人認識的，不是在共產國際管中國問題的同志們認識的。共產國際的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說不很了解中國社會，中國民族，中國革命。”（《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書中有《共產國際犯了兩個大錯誤》，里面說：

 列寧建立了一個集中制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原則錯誤。這種組織永遠不能搞，從這里就可以產生社會帝國主義。在列寧的好些著作里都有這樣的觀點，盡管一方面關于要尊重民族特點講了很多，可是另一方面，每個黨采取的任何一個策略步驟是正確還是錯誤，又都要由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來判斷。這就是把人的智慧上帝化了，不是經過集體的討論來判斷， 而是由個人的智慧來判斷。所以，毛澤東思想在這方面，是對列寧、斯大林的共產國際的一個否定。不承認共產國際的集中制，不承認這種集中制是正確的。

回過頭來看丁文江的這篇文章，他說第三國際“不懂我們國情”，反對“從莫斯科發號施令”，中國革命只有“脫離第三國際的牽制，方始有成功的希望”，都是些很中肯的意見。不知道當年黨內對他這篇文章有怎樣的反應，不過在實際上，毛澤東就是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