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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物簡介
翁文灝（1889－1971年），字詠霓，浙江鄞縣（今屬寧波）人，中華民國政治人物，著名學者，輔仁大學教授，是中國最早期的地質學家之一，對中國地質學教育、礦產開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貢獻。翁文灝曾以學者之身份在國民政府內任事，在抗戰期間主管礦務資源及生產。1948年更曾擔任行政院院長，在任期間推出金圓券，引起金融混亂和惡性通脹，聲名大壞而下臺。1948年被中共列為第12號戰犯。
二、生平及貢獻
1889年 出生于浙江鄞縣；
1902年 通過鄉試中秀才；
1912年 在比利時法語魯汶大學(Louvain)獲地質學博士，獲理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到中國，在北洋政府農商部任事；
1913年 創辦北洋政府地質調查所，同時于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曾為清華地質學系主任、兼任代理校長；
1932年 出任軍事委員會國防計劃委員會(即資源委員會的前身)秘書長；
1934年 任焦作中福煤礦整理專員， 并兼任中國礦業大學和河南理工大學的前身——焦作工學院常務校董；
1949年 任臺北總統府秘書長等職；
1935年 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1935年 任國民政府行政院秘書長；
1937年 出任經濟部長；
1945年 當選國民黨中央委員，并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
1948年 任政府行憲后第一任行政院長；
1949年 初居香港，后移居法國巴黎；
1951年 經毛澤東、周恩來的邀請，經香港回到中國；
1954年 獲任政協委員；
1971年1月27日 病逝于北京，享年82歲。
翁文灝的主要貢獻：
1.中國第一本《地質學講義》的編寫者；
2.第一位撰寫中國礦產志的中國學者；
3.中國第一張著色全國地質圖的編制者；
4.中國第一位考查地震災害并出版地震專著的學者；
5.第一份《中國礦業紀要》的創辦者之一；
6.第一位代表中國出席國際地質會議的地質學者；
7.第一位系統而科學地研究中國山脈的中國學者；
8.第一位對中國煤炭按其化學成分進行分類的學者；
9.燕山運動及與之有關的巖漿活動和金屬礦床形成理論的首創者；
10.組織領導開發中國的第一個油田。
三、軼事
中國地質的開創者
在北京市兵馬司胡同15號院的2層小樓的一條昏暗嘈雜的走廊里，搬開積滿厚厚灰塵的垃圾和紙箱，在一面斑駁的黑板上，依稀看得見刻有“翁文灝”三個字，這里曾是翁文灝擔任所長的“地質調查所”辦公地點。離小樓不遠，就是熱鬧的西單市場。與陳寅恪、梁思成并稱為當時三大國寶級人物的翁文灝，和他領導的中國最早的科研機構，在熱鬧中保持著靜默。而就在約90年前，這個人曾參與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的一道奇觀”。
當時，很少有人知道地質學到底是干什么的，北京大學地質學系就曾因招不到學生而停辦。翁文灝卻于1913年奮而發起成立地質調查所，并將其辦成“中國第一個名副其實的科學研究機構”，成為中國現代科學的源頭。中央研究院評出的第一批院士里，地學界的6位院士中，有4位出自這個調查所。有評價稱：“地質調查所的成績，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科學事業中，確是一顆明珠。”
而這一段中國科學思想史上很難再現的輝煌，是在一步一步的考察途中慢慢寫就。 當時的知識分子，許多埋頭于書齋做學問，翁文灝卻把“擔斧入山，披荊斬棘”當成科學研究者的本分。作為中國地質科學的開創者，這個來自浙江的小個子經常手足并用，“爬過從沒有路的路”。他在野外考察時，不是步行，就是騎毛驢。在人煙稀少的礦區考察，隨身背的柳條包里還總帶著鑿子和礦石。 他和同時代的一批先行者，將這一傳統深深植入當時的中國科學界。直到不久前，北京大學一名年輕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傳授實地考察的技巧時，仍然忍不住一邊感嘆浮躁時代里踐行者越來越少，一邊懷念起翁文灝。 “以實地調查為宗，室內研究為輔。”， 這是地質調查所一開始就定下的規矩。地質調查所的同事還記得，翁文灝甚至希望“所有搞地質的人都要下礦井看一看”。在他的主持下，地址調查員們背著經緯儀和無線電收報機，一點點測繪地質圖。在路上，有人用毛驢代步，有人干脆推著獨輪手推車趕路。 在找到北京周口店有原始人存在的證據之前，許多人先后放棄了挖掘，只有翁文灝堅持要求調查員裴文中“身居陋室，白天挖掘，夜晚挑燈自修”，最終發現了“北京猿人”頭骨。
作為先行者，翁文灝和同事們幾乎每一次調查和每一篇學術文章，都在創造“第一”。 他的《甘肅地震考》是中國地震科學考察的序幕，確立了比較接近事實的地震帶分布。他創立了“燕山運動說”，撰寫了《中國東部中生代造山運動》。他廣泛進行地質、礦產勘察，組織地質學家進行中國地質科學史上的首次石油地質實地考察。 從無到有的中國地質學，在翁文灝們的努力下，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高潮，令國際學界刮目相看。人們驚異地發現，“中國地質學如火山噴發般一下子冒出來”。而翁文灝領導的地質調查所，被稱作在1949年以前的歲月里“中國人偉大的驕傲”。 而這個驕傲似乎漸漸地被埋沒了，“文革”前期，一戶姓鄭的普通人家，搬到已成為招待所的地質調查所辦公樓。女主人眼睜睜看著曾經的黃色小樓被刷成青灰色，看著嘈雜的人群將所有房間隔斷，變成住宅。而如今，這里的樓道潮濕骯臟，院子里種滿葡萄和柿樹，甚至在大白天，也能看見黃鼠狼來回奔跑。 歷史正在快速的被忘卻，關于翁文灝的記憶也越來越稀少。當人們意識到他的重要，試圖再現他的風采時，除了他的一篇篇論文和種種科學成就，關于這個“人”的描述，卻是很難見到了。
能找到的描述，處處顯示出這位科學家鐘情山野。其中有這樣一個細節：在老家寧波時，翁文灝往往孤身一人，身著長衫，徘徊在田間阡陌之中。
書生救國終誤途
翁文灝是無心插柳柳成蔭，一向對做官興味索然，偏偏仕途對他敞開了大道。1932年春天，由錢昌照推薦，翁文灝作為若干專家學者之一，赴廬山為蔣介石講學。廟堂講學， 本是中國士大夫“為帝王師”的古老傳統，翁文瀕自然樂于前往。沒想到他與蔣大概是前世有緣，這么多前去布道的“帝王師”中間，蔣對翁文灝竟然情有獨鐘。蔣喜用浙江人，翁文灝出生在浙江鄞縣，又算得上蔣的寧波小同鄉。他忠厚誠篤，又頗具才干，是蔣最欣賞的那種德才兼備之人。于是，蔣當下就邀翁文灝留下，出任新成立的政府高級咨詢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的秘書長。翁文灝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如此之舉，再三推辭而不得，最后，商定由錢昌照出任副秘書長，在南京執行常務，而翁文灝則掛一個虛名，依然回北平，主持他的地質調查所。不久，南京政府在不征求他意見的情況下，任命他為教育部長。翁文灝又藉口“丁憂”，為繼母守孝而堅辭不就。
不過，翁文灝掛牌南京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義，它意味著南京政府與北平自由知識分子攜手合作的開端。與翁文灝同時在國防設計委員會掛牌的，還有胡適之、丁文江、蔣夢麟、陶孟和、周炳琳、楊振聲、周鯁生等人。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下，在上一面，蔣介石也知道要借助知識分子的力量搞專家治國了；而在下一面呢， 本來向南京爭人權，要法治的自由知識分子也開始認同政府的合法性了。
翁文灝盡管掛的是頭牌，但在這一大幫知識名流中， 翁文灝的廟堂意識恐怕是最淡的。他不是缺乏行政的能力，只是少了一點做官的興趣。翁文灝畢竟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不再像傳統土大夫那樣，將自己的安身立命完全寄托于治國平天下的狹隘仕途。翁文灝有自己的專業關懷，而這樣的關懷同樣具有救國救民的功能，可以作為安身立命之所在。然而，命運真是不可違拗，一個偶然的事件改變了翁文灝的整個人生。1934年春節，翁文灝在浙江武康境內遭遇車禍，蔣介石得報命令醫院不惜一切代價搶救，還派來醫生，接來家屬，將這個體重僅九十磅的垂危病人從死神那里奪了回來。如果說廬山講學，翁文灝對蔣介石的“不恥下問”有“知遇之恩”的話，那么武康脫險之后，無疑又加了一層“救命之恩”了。以翁文灝之忠厚，不可能知恩不報。當第二年蔣邀他在學者如云的“人才內閣”中出任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無法再推托了，于是正式入京，與蔣廷黼等人一起，從此棄學從政，開始了自己的仕途生涯。
雖然是迫不得已，但起初也未嘗不雄心勃勃。在《獨立評論》時期，翁文灝就自信將政治看清楚了。政治是什么？“政者正也，其最重要的目的只在有法子使好的、有能力的人能夠上去當政，不行的或不相宜的能夠和平的下來。”熟悉二十年代《努力周報》的人們都知道，翁文灝的政治觀顯然是二十年代丁文江、胡適一輩鼓吹的“好政府主義”的流風余韻。當初受此鼓舞而產生的王寵惠領銜的“好人內閣”，雖然曇花一現，流為歷史笑柄，卻沒有驚醒多少自由知識分子“好人政治”的烏托邦美夢。尤其是科學家出身的丁文江，一直對此篤信不疑。翁文灝是否受丁的影響，我們無從知曉，但這兩個地質學家對政治的確都有一種幼稚的、一廂情愿的幻想，以為政治只是一個好人當政的問題。翁文灝以如此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起步政壇，既有一種自我犧牲的道德滿足感，同時也不乏科學家的自信。傳統的“好人政治”到了現代，雖然內中的靈魂未變(仍然以“好人”為核心)，但“好人”的內涵畢竟有所演變。“好人”不僅要有儒家式的道德修養，而且也要具備現代的科學知識和管理能力。而后者，正是丁文江、翁文灝他們這些科技專家所賴以自豪的。大凡科學家從政，都容易將政治簡單化、技術化，以為只要按照一套科學的方法管理政治，就可以藥到病除，馬到成功了。
那么，好人當政的結果又是如何？蔣介石主政的整個三、四十年代，至少為“好人政治”提供了兩次實驗的機會：1935年的“人才內閣”和1948年的“行憲內閣”。每當瀕臨危機時，蔣介石總是選擇翁文灝這樣的公認的才俊組閣，以期挽狂瀾于未倒。在這兩次實驗中，翁文灝都是不可缺少的要角。1935年他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而十三年以后又進一步由他出面組閣，連司徒雷登也為此歡欣鼓舞，以為將開出“行憲”后的“新氣象”。可惜的是，翁內閣僅僅存在了六個月零二天就嗚乎哀哉。從表面來看，翁文灝是被那個自以為是的王云五所誤(這個商務老總以為推廣金元券就像推廣他的四角號碼詞典一樣簡單)，實際上，國民黨腐敗到那個份上，即使市制改革成功，也最終難免一敗。政治體制不變革，縱然有一打翁文灝這樣的好人當官，又何嘗能補大局于萬一？
翁文灝的悲劇幾乎是宿命的，“生于末世運偏消”的他，僅僅憑借其出色的行政能力和道德感召，是無法扭轉一個專制體制必然厄運的。這樣一個體制，總是扼殺具有宏大眼光和變革意識的真正的政治家， 只會將本來更適于坐在處長位置上的行政官吏，錯置于部長甚至更負責的高位。在這種體制中，陰差陽錯的翁文灝與其說是幸運兒，倒毋寧說是犧牲品，一個為腐敗體制陪葬的犧牲品。
由于歷史的錯位，一個科學家，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好人”，為國家利益驅使，不惜犧牲自己的專業，棄學從政，官至一品。但最后留在歷史上的，竟是一紙辛酸，如此結局，如何不讓人悲哀？
動蕩時期做選擇
一九四九年， 在這個最劇烈動蕩的大變革時期， 風云變幻， 各種力量在絞合、斗爭，一切顯得那么錯綜復雜，生死攸關，這年正好是翁文灝六十歲。他和蔣介石如兩股來自不同河床的江水， 此時在入海口終于涇渭分明。程思遠在回憶這段特定歷史時期的翁文灝時， 記載下了一段珍貴的史料：“李宗仁出任代總統后， 派我去臺灣， 此行有兩項任務，一是與臺灣省政府主席陳誠洽談釋放張學良，一是翁文灝由臺返寧，擔任總統府秘書長。當時李總統考慮翁文灝做過行政院院長， 以閣揆之尊轉任總統府幕僚長， 未免過于屈就了， 可是我與翁先生會晤后， 他竟一口答應下來，他說，只要有利于國共和談，我什么事都愿意做。翁先生對國共和談一直寄以厚望，他之贊助和談，實為國家民族計也。及至李宗仁鑒于形格勢禁， 不簽和談協議， 翁先生大失所望， 終于五月間辭去總統府秘書長一職， 他對人說：“我為和談而來， 也為和談不成而去， 胸懷坦蕩，無愧于心。”翁文灝到底是個書生，即使在那個亂世之秋，還不忘給臺灣留下一紙辭職書， 辭去他在政府中的最后一個職務——中國石油公司董事長，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的一個下午悄然離香港赴法國，朝遠離臺灣的另一個方向而去。按照他的計劃，先在該國避居，然后再擇機回國。翁文灝最后終于與蔣介石決裂， 是他為蔣介石效力十四年付出的代價。或許在道義上他背叛了蔣介石，心情復雜程度不堪言喻，但在人格的維護上，翁文灝保存了他最后的清名。其實在赴法之前，擺在翁文灝面前有三條路：一條是隨蔣介石到臺灣，那邊已不時催促他盡快赴臺北襄理政務，而這時，發生了一件讓在港觀望的國民黨軍政大員自危的事，原國民黨軍事參議院院長、軍事家楊杰在香港寓所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第二條路到美國， 那里的諸多科研機構不斷向他發出邀請，愿意高薪聘他， 請他居留美國， 況且他持有外交護照——但他選擇了第三條路。一九五四年翁文灝在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大會發言時， 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冒著危險又相信共產黨回到祖國的。”當時為踏上回家的路所歷經的坎坷磨難何其深， 只是留到后人僅能用三言兩語表述大概了。
新手指南
我是買家
我是賣家
